中國醫學通史/三國兩晉南北朝服石與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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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通史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醫學（公元220-581年）

煉丹術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特殊方術，其目的是通過煉制某些自然礦石或金屬，得到“神丹”或人工金銀等長生不老藥，因而又有“金丹術”“煉金術”、”黃白術”之稱。

煉丹術并不是古人追求長生不老的最初手段。中國古代盛行過多種長生不老術，服食、行氣、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煉丹術就是在服食活動中發明出來的。

所謂“服食”，并非選擇食物治療疾病，而是指通過內服藥物，以求延年益壽，乃至長生不老。動物、植物、礦物中，都有被選中的長生不老藥，然而在服食家看來，作用最強、效果最可靠的長生藥則是自然金石和人工煉制的“金丹大藥”，因而尤其重視服石和煉丹。

服石和煉丹的顯著區別，在于所服的藥物一是自然礦物，一是礦物的人工煉制品，在觀念上二者雖不等同，但又存在著密切的聯系。這不僅在于二者的手段、目的和興衰過程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煉丹術正是在服石基礎上產生的，“煉丹”的最初含義是煉丹砂，而丹砂正是服石的首選藥品。服食自然丹砂無疑屬于服石，而煉服丹砂活動的出現也就標志著煉丹術的起源。當然，早期的煉丹術與后來有所不同，因為煉丹技術和設備一直在不斷發展和改進，“煉丹”的含義也就不只是煉丹砂了。

一、服石與石發

礦石何時開始作內服藥，現在已難以確知，不過從淳于意的《診籍》來看，扁鵲已有了“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的理論，淳于意引的古《論》中，也已有“中熱不溲，不可服五石”的告誡（司馬遷《史記》卷一O五扁鵲倉公傳。見《二十五史》第3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可知春秋戰國時期，人們服用石藥已經相當普遍。

古人最初服用石藥的目的是治病還是養生，已無法作出確切的判斷，所以上述記載不足作為斷定服石發端時期的依據，而當時的文學作品《楚辭》中，已有“登昆倉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屈原《涉江》見朱熹《楚辭集注》第7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等語，可以認為這些詩句反映了戰國時代的服石活動。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養生方》中記載：“冶云母”以麥籍為丸如酸棗大，服后“令人壽不老”（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第118頁第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據此可知，秦漢以前確實已有服石活動。

秦始皇曾多次派人尋求不死之藥。漢武帝追求長生而餐玉屑，曾“立仙掌以承高露”（陳燾《三國志》卷二十一魏志衛覬傳：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王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見《二十五史》第1139頁）。還派數千使者去尋找蓬萊仙人。秦皇漢武的篤信摯求，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食金飲珠”、“餐玉”的服石活動，漸漸盛行于世。西漢時期己有多種礦物被選作長生藥，人們不僅自己采食，而且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神農本草經》基本上總結了漢代以前的藥學成就，書中把丹砂、石鐘乳、石膽、曾青、禹余糧、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種石藥，被列于“輕身益氣、不老延年”的上品藥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服石的具體內容，為我們理解漢代服石提供了一定的幫助。

六朝時期的服百活動雖然也涉及多種礦物藥，但其最突出的特點是服散之風的盛行。所謂“服散”，是指服“寒食散”而言。“寒食散”的名稱來自服藥后的節度方法，凡服后須寒飲、寒食、寒衣、寒臥將息的方藥，都稱之為“寒食散”，因而“寒食散”并不是特指某一特殊方劑，而是對一類方劑的泛稱。

“寒受散”的來源，可以追溯到東漢時代。最早注明“宜冷食”將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首載于《傷寒雜病論》中（漢.張腫景《金匱要略方論》第17、58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6），所以皇甫謐得出“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的結論（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六第33－35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魏晉時期，在仲景方的基礎上，又衍生出“五石更生散”、“五石護命散”、“三石腎氣丸”、”靳邵散”、“五石腎氣丸”、“三石腎氣丸”等多種方劑，這些方劑雖然都曾被當作“大藥”、“上藥”服用，但其中最著名的卻是“五石更生散”和“五石護命散”，所以“寒食散’，和“五石散”幾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但是，“寒食散”中多為燥烈劇毒之藥，能引起嚴重中毒，變生種種疾病。如寒熱時作、局部疼痛、體發癰瘡，或出現泌尿系、消化系、神經精神癥狀。這些病癥反復發作，經久不愈，甚則致殘喪生。服散中毒在疾病譜中增添了新的內容，醫生們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稱之為“寒食散發侯”，紛紛研究預防和治療方法，葛洪、秦承祖、皇甫謐、曹歙、道弘道人、陳延之等，都有相關的論述保留在《諸病源侯論》、《外臺秘要》、《醫心方》等醫學著作中，其中以皇甫謐的《寒食散論》最具代表性。

皇甫謐曾經躬行服散，散發后自己調治而愈，所以服散發動者多來向他請教救治方法。曾有一姜姓患者“以藥困絕”，經皇甫謐救治脫險得生，當時正服散發動的平陽太守劉泰聽說后，遣使者詢問解救方法。皇甫謐“辭不獲已，乃退而惟之，求諸本草。考以《素問》，尋故事之所更，參氣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釋其下，集而與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六第31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這就是所謂的《寒食散論》。《諸病源候論》卷六“寒食散發候”所引“皇甫謐云”，當是《寒食散論》的主要內容。

皇甫謐認為，造成散發不夠的原因，主要在于服散失其節度，故即首先提出了嚴格的將息節度方法。他指出，服散須臾要以冷水洗手足，待藥行之后，則脫衣冷水極浴，常當寒衣、寒食、寒飲、寒臥；常飲酒令體內熏熏不絕；還須煩勞，如行走、跳涌、勞動出力等。這些方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解毒和排毒作用，后世醫家曾用之于丹藥及其他石藥中毒的預防和解救。

當然，六朝時期解救散癥，并不止皇甫謐一家法。如道弘道人著《解散對治方》，首創藥物“相對”、“相動”理論，認為五石散中的石藥分別與方中的草藥相對，由于相對的藥物可以相互發動，從而導致不同的散發癥狀。如：“鐘乳對術，又對括萎，其治主肺，上通頭胸，術動鐘乳，胸寒短氣；鐘乳動術，頭痛目疼。”（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六第32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這樣，就把散發癥狀同藥物、臟腑特異地聯系起來，治療時則從相應的臟腑入手，顯然與皇甫謐“六反”、“七急”、“八不可”、“三無疑”很不相同。《解散對治方》的理論，雖被孫思邈收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中，但在晉代卻不為醫家所推重，《小品方》即指出“對治新方”不可輕信，唯有皇甫謐的節度之法可從。（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六第33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

皇甫謐的服散節度方法的救治措施雖然被人們所接受，但其實際效果卻大為可疑，即以他自己的評價，也不過“釋朝夕之暴卒”而已，并不能“終蠲此疾，沒齒無患”，所以服散發動，經久不已，醫治無效，致殘斃命者大有人在。

服散的動機、流行及衰落：不少人認為“五石散”只是一種房中藥，這種觀點帶有很大的片面性，綜合古代文獻記載，加以深入分析，就會發現服散目的大致有三個面，以主次為序，則是補虛、長壽、增強性功能。

皇甫謐的《寒食散論》是考察服散可以依據的最早文獻，他說：“近世尚書何晏，耽聲好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侍以相授，歷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六第33頁影印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十分明顯，“寒食散”一開始就被用來補虛，也是以強壯劑行世的，后來則作為高級補養藥用于強壯身體，統治百病。余嘉錫在羅列了50余條六朝服散事例之后指出：“當時士大夫翕然從之。宋尚（宋尚西晉醫生，著《太一護命石寒食散》，已佚），更推廣之以治一切之病，由是自西晉至南北朝，爭相服餌，幾成風俗，豈皆有勞傷之疾哉？以為護命散無病不治，且久服可以長生故也。”（余嘉錫《寒食散考》見《余嘉錫論學雜著》第210頁第1版北京：中華書局1963），正如余氏所言，服“寒食散”的另一目的是延年益壽。秦承祖說：“夫寒食之藥，故實制作之英華，群方之領袖，雖未能騰云飛骨，練筋易髓，至于輔生養壽，無所與讓”。（《醫心方》卷十九第452頁，影印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千金翼方》《醫心方》等多認為，熊使弱者復壯的藥物，當可延年，故而無病之人服“寒食散”多希圖延年益壽。

孫思邈說：“有貪餌五石，以求房中之樂”（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一第2頁，影印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由此可知，“寒食散”確曾被當作房中藥。

魏晉道德觀的轉變，也是服散之風盛行的重要條件。曹魏正始年間，人們開始用理性的眼光審察和批判過去的一切，“名教”和“自然”的關系成為玄學家們的重要論題，王弼的“祟本息末論”，強調扶植人的樸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嵇康則更明確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在玄學理論的影響下，人們開始強調人的真情實感、自然之性和個性，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名教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縛，從舊道德觀念的禁錮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們可因“散發”違命，也可以飲酒居喪。服散后的種種放蕩行為，都不被視為違犯道德軌范而受到指責，這在兩漢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服散之風盛行約300年后開始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則在于“寒食散”藥性酷烈，“將息至難”，服散造成的一系列特殊病癥引起了社會警覺。唐代服“五石散”者已不多見，人們多單服鐘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等強身延年，服石的歷史呈現出一大轉折。

二、煉丹術與醫藥化學

（一）煉丹術的興起及其思想基礎

煉丹術的產生至遲不晚于秦漢之際。有關專家對馬王堆一號墓古尸進行研究的結果表明，尸體組織內鉛、汞含量超過正常人的數十倍至數百倍，根據組織內鉛汞化合物結構與棺液中的化合物不同，以及鉛、汞在各器官分布極不均勻的選擇性蓄積現象，排除了體內高量鉛汞系由棺液經皮膚滲入的可能性；另外尸體小腸內還有大量含汞物質殘留，所以研究者認為：“口服仙丹之類的藥物可能是古尸體內鉛汞的主要來源。”（湖南醫學院《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古尸研究》第224頁文物出版社1980），墓主人下葬于漢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這表明在漢初已經有人煉服“仙丹”，煉丹術的實際發端時間應當更早。

煉丹術產生之后，在兩漢時期發展很快，不僅有大量的文士從事煉丹活動，而且出現了專門的煉丹著述。據陳國符氏考證，現存的《太清金液神氣經》、《黃帝九鼎神丹經》、《太清金液神丹經》，都是先于《周易參同契》問世的漢代煉丹專著。（陳國符“《道藏經》中外丹黃白法經訣出世朝代考”，見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東漢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第一次把易理和煉丹聯系起來，從哲學的高度對煉丹家的經驗進行了概括和總結，所以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煉丹理論著作。（《中國大百科全書.化學》第1236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

漢代煉丹術的發展，還給當時的本草著作打下了時代的烙印。《神農本草經》記載了丹砂能化為汞：石膽能化鐵為銅成金銀；空青能化銅鐵鉛錫為金；曾青能化金銅；石硫黃能化金銀銅鐵奇物；水銀能殺金銀銅錫毒，溶化還復為丹，等等，這些都是煉丹家通過實踐所得的認識。

煉丹術在漢代興起，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礎，除不可避免地受到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之外，與神仙學說、物性互滲意識和尸體不朽的信仰也密切相關。

中國古人的不死觀念與鄙薄塵世、超脫人生的豐富想象相結合，產生了戰國對期的神仙思想，至秦漢時期進一步形成了完整的神仙學說。《抱樸子內篇》引《仙經》曰，“上士舉形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后蛻，謂之尸解仙。”（晉.葛洪《抱樸子內篇.論仙》卷二見王明《抱仆子內篇校釋》第20頁中華書局l985），對這種三等神仙學說的虔誠信仰，使人們不能理解服石餌丹者的死亡與常人無異，而認為是“尸解”變成了仙人中的一種，這樣不但不能接受前人中毒喪生的教訓，反而更堅定了成仙的信念。尸解成仙的理論在漢代曾受到唯物主義理論家王充等的批判，但作為服石煉丹活動的重要思想基礎，這種理論并沒有因此而被拋棄，葛洪依然認為李少君、費長房、李意期等人的死，都是尸解成仙，并以此宣揚神仙學說。

煉丹術最早從煉丹砂開始，可能與古人的尚赤觀念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丹砂能使尸體不朽的信念。曾有人證明，組織中汞的含量增高可以延緩組織的腐敗。（陳康頤死體現象（四），內科學報2；162；1951），古人常常把丹砂放入墓穴，主要目的可能是使尸體得到長期的保存。另外，丹砂受到特別重視，還由于它具有與水銀互化的特性，這一化學性能的被發現，不僅增強了丹砂的神秘性，也使水銀的地位大大提高。《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陵內“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漢.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紀見《二十五史》第31頁版本同前引），本世紀80年代初，曾有人兩次將勘查地球化學中的汞量測量技術，應用于秦始皇陵，結果在125900平方米的陵墓封土范圍內，發現一個12000平方米的強汞異常區，《史記》的記載，從而得到了初步的證實。（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形容考古190（7）；659；1983），《抱樸子》說：“金汞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況服食乎?”（轉引自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第523頁人民衛生出版社點校本1977），可見秦漢似降，丹砂、水銀一直被當作重要的煉丹原料，是與古人關于尸體防腐的認識分不開的，從尸體不朽，到肉體不死，人們對同一物質寄予了不同的希望。

（二）道教對煉丹術發展的影響

秦漢時期，煉丹術主要掌握在方士手中。魏晉之后，道教勃興，許多方士成了道士，煉丹術則主要以道術的形式，與道教同步得到發展。一方面，煉丹術作為統治者信仰的長生術，成了道術的組成部分，吸引一些高級士族加入道教，促進了道教的發展；另一方面，宗教的外衣又進一步增強了煉丹術的神秘性，隨著道教的傳播，煉丹活動的范圍和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同時，歷代統治者崇道，也使煉丹術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晉唐之間，官方道教不斷發展，在這段歷史時期。煉丹活動主要由道士在深山、大觀和帝王宮中進行。由于煉丹道士往往兼修醫藥，也有不少醫生參與煉丹，因而出現了一些既是醫生又是道士的人物。葛洪和陶弘景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著名醫家的煉丹活動

葛洪雖以儒學知名，但尤好神仙方術，先從鄭隱和鮑玄學習煉丹，后在羅浮山煉丹積年，直至終歿。葛洪所著《抱樸子.內篇》，是關于道教宗教哲學和神仙方術的重要著作，書中專設”遐覽”、“仙藥”、“金丹”、”黃白”諸篇，收錄了多種現已失傳的煉丹書目，備載服石、煉丹、行氣、房中等方術，集晉以前神仙方術和理論之大成。

《抱樸子.內篇》不僅記載了許多現已失傳的煉丹著作、多種煉丹藥物和具體的煉丹方法，而且還從實踐中概括了元素循環的思想。如“金丹”篇指出：“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見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第72頁、第281頁版本同前引），這是說煅燒丹砂（硫化汞）可使其中含的硫變成二氧化硫，而游離出金屬汞（水銀）：再使水銀同硫黃化合，最后又生成赤色的硫化汞結晶，“黃白”篇中指出：“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為鉛。”這里描述的是，鉛經過化學變化成為鉛白（白色堿式碳酸鉛），鉛白加熱可變成鉛丹（赤色四氧化三鉛），而鉛丹經過化學變化，仍可成為鉛白。葛洪在這里不僅是表述具體的化學反應過程，更重要的是通過列舉化學變化的實例，闡述具有可逆性、循環性的物質變化思想，以論證丹砂能令人長生、黃金可人工合成信念的正確性。

葛洪及其《抱樸子，內篇》，在道教史和煉丹史上都有重大影響。南北朝時期，受葛洪影響而以煉丹修道聞名者，當首推宋梁間人陶弘景。陶弘景同葛洪一樣，既是知名煉丹道士，又是著名醫學家，他10歲時，“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唐.李延壽》南史卷七十六隱逸下陶弘景傳），36歲退出仕途，隱居茅山。陶弘景曾經“遍歷名山，尋訪仙藥”，得到神符秘訣之后，用梁武帝提供的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藥物，合煉“飛丹”，又把丹藥獻于武帝，進一步博得了武帝的敬重。陶弘景勤于著述，到老年更加孜孜不倦，所著道書和煉丹書，主要有《真誥》、《合丹法式》、《太清諸丹集要》等。

（四）丹藥的臨床應用

現代化學技術證明，古代丹家煉制的丹藥，主要是有毒的汞、鉛、砷、硫化合物，所以歷代服食丹藥中毒喪生者史不絕書。

煉丹術作為追求長生不老的方術失敗了。但是，煉丹家們取得的化學成就卻在中國科技史上永放光彩。中國古代的汞化學、鉛化學、砷化學、礬化學以及冶金技術，都由于煉丹家的創造而遙遙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也是在丹家的煉丹爐里誕生的；中國煉丹術經過阿拉伯傳到歐洲之后，又成了近代化學的搖籃。

從醫學史的角度研究煉丹術，當然不能主要著眼于其一般的化學成就，更應該注重它在醫藥方面的重要貢獻。

15世紀末葉的巴拉塞爾修斯有一句名言：“金丹術的宗旨不是煉冶黃金，而在于為人類疾患研制藥品。”（轉引前引李約瑟文，見《中華文史論叢》（3）；99；1979）。雖然煉丹作為長生術日趨衰落，但它作為“為人類疾患研制藥品”的化學技術卻沒有被遺忘，醫藥學家們只是把它的應用重點從保健醫學轉移到治療醫學上來。

丹藥用于疾病的治療，有外用和內服兩種給藥途徑。

鄭玄注《周禮.天官冢宰下》療瘍“五毒”時提到的“五毒方”，是關于丹藥外用的最早記載：“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人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礜，瞿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十三經注疏》第668頁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雖然，丹砂、雄黃、礜石等在《五十二病方》中已被用作瘍科外用藥，但這些用法不會是“五毒方”的直接淵源。

《抱樸子.內篇.金丹》載錄的《太清經》“九光丹”中的五石，除曾青與“五毒方”中的石膽不同外，其余四味則全然無異，因此有人斷定二者存在著同源關系（趙匡華、張蕙珍漢代瘍科“五毒方”的源流與實驗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3）；199；1985）。丹砂、雄黃、礜石、磁石、曾青等，在西漢時期已是被神秘化了的煉丹常用原料，“五毒方”將“五毒”混合升煉的方法，應當首先是煉丹家的技術成果。《周禮》把”五毒”與“五氣”、“五藥”、“五味”并舉，似乎屬于泛論而并無具體所指，所以鄭玄只說：“今醫人有五毒之藥”，而沒有斷定周人也曾用過此方。不過，“五毒方”至遲在東漢時期已被用于外科臨床。

漢代以后，丹藥外治瘡瘍的方法一直沒有失傳。《外臺秘要》卷十四、卷三十分別記載的“范汪飛黃散”和“廣濟飛黃散”，所用藥物和煉制方法，都與漢代“五毒方”相近似。宋代文學家楊億，曾在筆記中記述了宋人按鄭玄法合藥治愈瘡瘍的事例（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第99頁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可見“五毒方”通過方書記載或口耳授受，不絕如縷地流傳下來。

《劉涓子鬼遺方》（499）等外科專著中，很少使用煉丹產物。隨著服丹中毒事故的不斷發生，人們對丹藥內服的方式產生了懷疑和恐懼，而對外用丹藥治療外科疾患的療效和安全程度卻給予了越來越充分的肯定。一些外科專著及綜合性醫書的外科篇卷中，都大量記載了丹藥的制備方法和臨床應用，從而外科成了丹藥的主要用武之地，煉制外用丹藥成了煉丹術的主流。

根據丹藥的燒煉方法和化學組成，可把眾多丹藥配方分為氧化汞類（如紅升丹）、氯化汞類（如白降丹）、硫化汞類（如太乙小環丹）以及其它雜類四大類型。目前各類丹藥仍被用于骨髓炎、骨結核、淋巴結核等，在外科臨床上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