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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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實驗(experimentation in medicine)，科學實驗在醫學中的運用。一般認為，W.S.哈維用科學實驗證明動物體內存在血液循環，是為醫學實驗的先河。他在研究中，根據已知的事實提出合理的假想。并經周密設計，嚴格控制實驗條件，對實驗結果作縝密的分析，從而證實自己的假想。當時慣用的方法是從古代自然哲學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古代醫學理論出發，通過類比、猜測、思辨，來研究臨床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整理所得到的經驗。哈維則突破這種慣例，他用實驗來取得知識的方法，逐漸為越來越多的醫學家采用。但這一過程的進展十分緩慢，并遇到不少阻力。1865年，C.貝爾納發表《實驗醫學導論》，從方法論的高度分析和闡明實驗的方法及其對醫學的重要性，并提出醫學中的知識都應當經過實驗的證實。這一著作的問世，標志著用實驗取得知識的方法，已得到醫學界的廣泛承認。后來在實驗室中研究人的生命與疾病本質與規律的學科群，如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微生物學、生物化學等，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多稱之為“基礎醫學”，過去則常稱為“實驗醫學”，以別于應用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等）。醫學實驗的發展對醫學的進步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9世紀以來醫學的重大進展，端賴醫學實驗提供的對人體發育成長過程的深入了解和對各種疾病病因和發病機理的可靠的知識。科學實驗方法的引進，對現代醫學科學的建立和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得者中，20世紀后半葉以來，從事基礎醫學工作者占絕大多數(7/8)，就是一個明證。
醫學服務的對象是人，對醫學來說，最可靠、最有用的資料理應來自對人的直接研究。由于科學實驗中，實驗對象的命運必須服從實驗的目的和方法，實驗對象的利益和意愿則不必考慮；但人的身體既不能傷害，人的權利也不容侵犯，對人體進行的科學實驗，很難為人們接受，除非實驗的目的和方法能夠符合實驗對象──人的利益。但早期的科學實驗方法無法滿足這一醫學的神圣原則。所以，起初的醫學實驗，只是以各種化學物質及物理因素在動物、微生物、人的離體組織及各種分泌物、乃至人的尸體上進行研究。而在人體上，正如慢性動物實驗的創始人И.П.巴甫洛夫所說的那樣：“實驗的方法僅在比較狹小的范圍內很謹慎地應用。”實驗室中取得的許多資料是可以應用于人體的，因此實驗醫學對整個醫學才能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醫學中出現了強大的基礎醫學隊伍，他們對醫學的發展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基礎醫學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人的奧秘，但其研究方法基本上屬于生物實驗、化學實驗、物理實驗方法的移植，不能說是醫學特有的方法。
動物與人之間，存在著種屬差異（如青霉素對常用的實驗動物──豚鼠是劇毒藥，而對人卻是安全的），同時動物不能表達自覺的不適；人的離體的組織器官甚至人的尸體畢竟不等于活著的人體，所以醫學的發展固然需要依靠實驗室研究，但若不能在臨床工作中直接對人體觀察到的現象進行科學的分析，其發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少數優秀的臨床學家曾嘗試在病人身上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取得第一手資料。例如1747年英國的J.林德醫生為尋找治療嚴重威脅海員健康以至生命的壞血病的方法，曾將患病的12名船員分成6組，每組兩人，分別給予蘋果汁、橘子和檸檬、海水、醋、硫酸制劑以及肉豆蔻治療，結果用橘子和檸檬的一組病人很快康復，而其他組無效。此后橘子和檸檬成了航海必備的水果。林德沒有襲用治療前后病人的自身對照，而采用比較科學的同時并行的對照實驗方法，在發現維生素C之前100多年，找到了治療維生素 C缺乏癥的正確有效方法。這就不是簡單的直觀經驗，而是在人體進行科學實驗的雛型。但是人體實驗的科學方法，并未立即引起臨床醫學界的重視。20世紀以前的臨床醫學教科書中仍然充斥著從偶然觀察到的假象得出的不可靠的經驗。1799年12月12日美國開國元勛G.華盛頓，在暴風雪中勞累受寒后患化膿性扁桃體周圍炎，在兩天內被醫生放掉82盎斯（合4250g）的血液，隨即于12月14日就病逝。對這些有害無益的治療方法，也有人表示過懷疑，如1835年法國P.C.A.路易對上百名肺炎、丹毒、咽喉炎的病人進行觀察分析后，發現放血療法毫無作用。這個結論引起其他醫生的批評與責難，認為他玷污了公認有效的傳統療法，路易本人也不敢為自己的研究結果辯護，仍繼續用放血療法治療病人。1953年斯大林患腦出血昏迷，蘇聯的醫生們還用水蛭放到他的頭上放血。這些事實說明臨床工作中人們更多地采用直觀經驗的積累。研究方法的落后是臨床醫學進展緩慢，一些有害無益的治療方法（如放血、催吐、導瀉等）流傳上千年而得不到糾正，以及許多疾病不容易找到有效療法的主要原因。
1960年代，臨床藥理學中的藥效動力學首先明確提出藥物臨床療效的判斷必須作為科學實驗對待，要求除實驗組外，應設立病情、年齡大體相同的對照組進行比較。并吸取過去臨床研究得出錯誤結果的教訓，進一步要求用安慰劑及雙盲法，以消除醫生及受試者心理作用對實驗結果的影響。安慰劑即無任何治療和毒副作用的物質或制劑，只能滿足病人對藥物治療的心理要求。雙盲法即給對照組服用外觀氣味與實驗藥物完全一樣的安慰劑，醫生或病人都不知道誰服用了實驗藥物，誰服用了安慰劑（如果判斷療效的人也不知道，就叫“三盲法”，比雙盲法更客觀）。這樣就使得這兩組病人療效的差別，只能由實驗藥物和安慰劑造成，不能用別的原因來解釋。至于其他無法完全控制的因素，如情緒、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神經類型等，因為分組是隨機的，這些因素將機會均等地分布在兩個組中，對實驗結果即使有影響，兩個組也基本一樣，不大可能使兩組的療效產生差別。倫理學的論證認為，這種人體實驗， 若能取得受試者的“知情同意”，就是符合人道主義原則的。這種方法已為世界各國所采納。70年代問世的臨床流行學更把科學實驗的思想全面地應用到臨床工作各個環節（除療效觀察外還有病因、診斷、預后、臨床決策等）的研究中去，使原來只被少數優秀臨床醫學家掌握的人體科學實驗方法系統化，變成廣大臨床醫生通過學習都可以掌握的科學。這門學科首先在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成形，很快在北美洲與西歐得到推廣。1984年中國衛生部開始在部屬醫學院校中推廣，1989年建立全國性的專門組織“中國臨床流行病學工作網”。
參考書目
艾鋼陽主編：《臨床醫學與科學》，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北京，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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