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衛生立法
| A+醫學百科 >> 精神衛生立法 |
精神衛生立法(mental health legislation)，與精神病有關的立法。進入19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精神病學的進步和人們社會價值觀念的發展，改善精神病人的社會地位，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基本權利，減少對精神病人的限制，使精神病人回歸社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會潮流，在全世界范圍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場維護精神病人合法權益的運動，從一開始就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政府的重視與支持，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而加以強制實施。
1959年及1960年分別頒布、并于1983年經修改的英國和蘇格蘭心理衛生法，為合理對待精神病人開創了新的紀元。法令規定對精神病人的治療和處理，應遵循自愿的原則，鼓勵病人自愿入院，并使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的患者，在治療上享受同等待遇。法令強調了對精神病人的社會照顧，并對非自愿病人的強制性住院，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時限。法令將急診留院觀察期限限制在72小時以內，規定急診留院觀察需有一名親屬或社工員提出申請，并經一名醫生同意；一般住院觀察不得超過28天，除需有一名親屬或社工員提出申請外，還應得到兩名醫生的推薦與支持，并需說明理由。對非自愿住院治療和其他相應事宜，以及對被控犯罪病人的住院，也都有明確的規定。法令規定治療應征得病人的同意，特別是精神外科的腦部手術、降低男性性驅力的外科手術，電休克治療以及用藥連續 3個月以上的精神病?？浦委煹?，都必須讓病人了解治療的目的和性質，清楚治療的后果和影響，而且除了病人同意之外，尚規定有一系列相應的嚴格推薦、論證和審批手續。即使是為了挽救病人生命或為了防止病情嚴重惡化的緊急治療，雖可不經同意，亦必須不是不可逆或危險的。此外，法令還規定設置心理衛生法令委員會及心理衛生復查裁判法庭，以監督心理衛生法的執行并對有關的拆訟問題作出裁決。同期在美國，有關精神病人的強制性住院和治療等問題，也構成了不斷訴訟和立法活動的議題，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其結果是精神病人的“治療決定權”、“拒絕治療權”，以及“最少限制性選擇權”在爭論中占了上風，并已轉變成國家法律。與此相應，其他各國也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發展。而且，作為一項社會改革和文明進步的標志，當前這一心理衛生立法活動，確實深入人心，贏得了全世界的擁護。
在過去，強制性收留精神病人住院的目的有三種：①社會保安，②治療需要，③監護生活；而且這三種不同的社會功能，通常又分別由公安、衛生和民政三方面的組織機構來實現。其實，強制性住院名為“社會保安”，卻不能真正達到安全的目的，因為已有的精神病學技術，并不能對精神病人的危險性行為進行有效的預測；名為“治療需要”，卻又缺乏相應的設施和條件，即使病人被收留在衛生部門的醫院里，往往也難以得到適當的治療；名為“監護生活”，實際上只是變相的拘禁或隔離。所以多年來，精神病人被剝奪了基本的人身權利，成了為社會所遺棄的人，得不到各種應該享受的待遇。所以強制收留精神病人住院，從未獲得滿意的效果。
目錄 |
西方的心理衛生立法
心理衛生立法成為社會輿論的熱門話題，這話題在西方各國已歷時二三十年而不衰。在美國，法律規范謀求將精神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摒棄了以保安或監護作為強制住院理由的立論而以治療為住院目的。這就是為了病人“自己的利益”進行治療的原則(psychiatric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s“owngood”)，也稱“parens patriae”其中“parens patriae”原意為最高當權者當對全體嬰兒、呆傻人和精神病者充當總監的權力。這里借用，指的是以病情嚴重、喪失自決能力，并有自傷、傷人可能性為理由，對精神病人實施強制性醫療。立法的基本精神是強調病人的自愿，維護病人的自由，尊重病人的自決，主張把對病人的限制減少到最小限度，而且這種限制的目的仍然只能是“為了病人自己的利益”，有助于對病人的治療。
事實證明這些改革是必要和有效的，從根本上改善了精神病人的社會地位，體現了人類的尊嚴和良知;“讓精神病人回歸社會”的原則無疑也是正確的，凝聚著時代的光輝。這項改革在美國，26年間(1955～1981)使精神病住院人數減少到原來的1/4，使大多數過去被強制與人群隔離的病人能夠與家人團聚，過上了正常或基本正常的社會生活。
不過改革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樣，有其正反兩個方面。改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而且不少專家斷言，第二代的新問題甚至也會像第一代老問題一樣棘手，顧名思義，患有精神病的人，其精神狀態畢竟不正常，而且病情愈嚴重，愈不能認識到自己有病，因而也不肯自愿接受治療。這是疾病本身所存在的客觀規律，不會隨著人們的愿望而改變。由于改革過分強調了病人住院自愿、治療自決和有權拒絕治療等法定權利，致使許多重癥病人貽誤了治療，實際上成為蒙受遺棄的不幸者；不少病人流落街頭，生活上失去了必要的保障；更有甚者，一些病人離開了醫院卻進了法院，他們因為實施危害行為而變成了囚犯。這當然是改革所衍生出來的新問題，需要在修訂立法中加以認真解決。不過改革的主流是進步和不容抹殺的。
中國的心理衛生立法
中國的心理衛生法在衛生部和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和支持下，自1985年開始起草，前后已經修改多次，至90年代初尚未完成。中國屬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國力有限，精神衛生技術力量薄弱，精神病人的就診率很低，多數病人處于缺醫少藥的狀態?？床‰y，買藥難，住院更難，這種情況在農村尤為明顯。另外，社會對精神病人還缺乏應有的了解和諒解，精神病人在中國尚未得到公平的對待。精神病人得不到應有的同情和幫助，不同程度的歧視、非議、諷刺、排擠、嫌棄、回避、隔離乃至拘禁精神病人的現象，反而時有發生。精神病人不僅要遭受疾病的折磨，而且還要遭受社會的壓力。生活難、社交難、上學難，就業更難，是中國精神病人所普遍面臨的處境。即使病情已經緩解，具備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卻也難以尋求貢獻自己力量的機會。所以，為精神病人爭取獲得治療的權利和不受社會歧視的權利，是中國的現實情況，也應當成為心理衛生立法的基礎。
心理衛生立法的依據
心理衛生立法還必須以國情和民情為依據，以國家法律為準繩，從實際出發，集中力量解決當前的一些主要問題，并使之具有現實的可行性；要借鑒他國的先進的和成功的經驗，也要汲取他們的失敗教訓，要從社會基礎、民族文化、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對比中，建立自己的規范，并使之具有發展的導向性。首先應該承認，中國現有的精神病醫療機構，在設備和設施方面是簡陋的，在管理方面是落后的。國家投入心理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與軀體疾病相比差距很大，因而在物質條件方面，大有改善的余地。這里的關鍵是需要解決一個認識問題，更需要法律的強制和約束。管理的落后主要來自愚昧和偏見，原因是對現代精神病學缺乏應有的認識，許多人對精神病的概念仍然停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應該學會用法律手段來管理精神病院，把醫患關系建立在合同法的基礎上。尊重病人的人格，保障病人的一切合法權益，采取實際措施來盡量方便病人，保障病人的“最少限制性選擇權”。對住院病人提倡自治，吸收病人及其家屬的代表參加醫院管理。建立強有力的檢查裁決機構，嚴格監督心理衛生法規的執行。提倡幫助精神病人，鼓勵精神病人自強自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污辱、虐待、懲罰、變相懲罰和一切侵犯病人人身基本權利的行為，并使之逐步成為社會風尚。
中國社會有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和結構特征。與西方相比，中國的家庭組織是牢固的，血緣關系是親密的，家族成員間有互相承擔責任的傳統。在此基礎上，將近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制度，又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社會人事關系和新的價值觀念，這就是：個人隸屬組織，組織關心個人；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自由不是無限和絕對的，而是有限和相對的。而且，正是這些社會人事關系和觀念，指導并影響著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
另外，對西方精神衛生法中所主張的病人住院自愿和治療自決權問題，也應持慎審和保留態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3條：“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的規定，重性精神病患者無自知力，不承認自己有病，因此也不能辨認自己是否需要治療和住院，依法應當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所以其住院和治療等的決定應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理。堅持這一原則，不僅適用中國的法律規定，也可以避免出現西方所發生的主要弊端，并使病人獲得實際的利益。
綜上所述，中國的心理衛生立法，應以逐步保障精神病人的獲得治療權和不受社會歧視權為基礎；解決治療和住院問題時，應以：①組織有責；②家屬有權；③治療公開；④管理透明為指導原則。所謂“組織有責”，指的是病人的工作單位要結合政治思想工作和日?？记诳伎儊黻P心職工，有責任發現并協同家屬安排好病人的醫療；“家屬有權”，指的是家屬作為代理人或監護人，有權代表病人決定出入院，同意或拒絕治療。代理人或監護人資格，應依民法通則第17條的規定;“治療公開”，指的是主管醫生應負責說明某項具體治療的目的、性質、作用、副作用、預期效果、可能發生的意外或損害，以及防范措施等，供病人或其代理人與監護人選擇，不得隱瞞和強迫。反對任何懲罰性、欺騙性或隱蔽的實驗性治療?！肮芾硗该鳌?，指的是堅持以“病人利益第一”及“最少限制性選擇”為原則，吸收病人及其家屬的代表參加醫院管理，鼓勵并幫助病人自治，堅持一切用于病人的設施和手段向家屬及社會公開。
貫徹以上四項指導原則 .將使改革以現行的醫療體制和醫患關系為重點，更新陳舊的概念，清除過時的章法，在現有條件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人力和設備的效益，造福廣大精神病人，使措施有現實性和可行性；堅持以上兩項立法基礎，將為中國心理衛生事業的發展確定方向。
站外鏈接
| 關于“精神衛生立法”的留言： |  訂閱討論RSS
|
|
目前暫無留言 | |
| 添加留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