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通史/秦漢時期的早期的醫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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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統一前，中國各地區人民在醫療上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各自的醫療特色，但由于諸候國之間的分爭割據，風俗不同，語言文字差異等，醫藥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漢的統一，為醫藥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名醫倉公到過山東、河南、陜西等地，華佗行醫到安徽、江蘇、河南一帶，“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史記.萬石張叔列傳》），“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漢書.游俠傳》），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都城與各地及地區之間的醫藥學術經驗的交流。漢設“本草待詔”一職，從全國詔精干本草者待命，雖非為交流而設，但各地精本草者匯集京城，自是交流學問之良機。從宮廷中被裁減下來的醫藥人員分散到地方，不少醫藥人員終生行醫于民間，如東漢韓康、臺佟、薊子訓、賣藥翁等，他們的醫事活動也促進了醫藥交流。
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通過多種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區各民族人民的醫療經驗、方藥得到交流，秦漢時期所建立上林苑，東起藍田，西到周至、興平、南依秦嶺山脈，北臨渭河，苑周約300里，雖非藥園，但卻是當時第一流的大植物園，苑中花卉竹木異草品種繁多。據記載，漢武帝擴建秦上林苑后，“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余種植其中。”（《后漢書.韋彪傳》；《三輔黃圖》卷4）其中頗多藥用植物，如從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門棗、胡桃等；出自瀚海北、能耐嚴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從南方移植來的多種植物，《三輔黃圖》記載，在上林苑的扶荔宮中，從南方亞熱帶地區移植的奇花異木有：“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擯榔、橄欖、千歲子、百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后數歲，偶一株梢茂，終無花果……。”另外，苑中還養有大象、犀牛及許多鳥獸。這些在客觀上，都增長了醫家對藥用動植物的認識，促進了醫藥知識的交流。特別是隨著南北方的各種文化經濟的交流，對發展醫藥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
一些人到少數民族地區任官或游歷給少數民族地區帶來醫學知識，促進了醫藥經驗的交流，東漢初，鄧訓到武威任太守，發現“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柬，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悅。”（《漢書.嚴（助）宋吾丘主父徐嚴終生賈傳》第34上），鄧訓幫助人們革除了陋俗，傳播醫藥知識，拯救患者，得到他們的擁戴。又有“徐登者，閩中（今泉州）人也……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今婺州）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兩人遇于烏傷溪水之上（即今婺川義烏縣東），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后漢書.鄧訓傳》），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促進了醫藥的交流。統治階級到全國各地搜求靈藥妙方，征詔名醫，在客觀上，也有利于醫藥技術經驗的交流。醫家與民眾的種種努力與醫事活動是促進醫藥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國秦漢時期醫藥學的興盛與各民族間的醫藥交流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國際范圍內的醫藥交流，中國很早就與鄰國建立了往來關系。秦代，中國的醫藥文化已傳到日本，最有影響者首推徐福，他是齊地人，據調查認為是今江蘇省贛榆縣金山鄉涂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后漢書.徐登傳》；F.博厄斯：種族的純潔，《亞州》40期頁）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后入海不歸。
在日本佐賀郡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陸地”的標柱，波田須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陳國強等：《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頁），在日本的阿須賀神社有徐福宮，日本蓬萊山旁原有徐福祠。相傳徐福方士通醫術，尤精于采藥和煉丹，被日本人尊為“司藥神”。
秦漢時，中國與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開始。“現在世界各國稱中國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變而來，都是、‘秦’的譯音。印度古時亦稱中國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武伯倫：《西安歷史述略》，陜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頁），古代印度，醫藥比較發達。
印度古代的醫藥與佛教關系密切，在佛教傳入時，同時帶入一些醫藥經驗及方術。相傳漢明帝時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經，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等人隨同東來，在洛陽翻譯佛經，佛經中的有關醫藥衛生知識也隨之流傳，后來的醫書中遂有“百”、“四大”（地、水、火、風）、“醫方明”（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詞和內容。《開元釋教錄》記載：“東漢之末，安世高醫術有名，譯經傳入印度之醫。”另外，黃支國（即南印度羅毗荼國）國王曾派遣使臣來漢朝獻犀角等。
據越南史書記載在公元前257年，中國醫生崔偉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虛弱癥，并著有《公余集記》一書行世。漢武帝時，中國文化傳入越南，醫藥學也隨之傳入。漢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龍眼、檳榔、菖蒲、薏米等傳入中國。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于交趾。因當地有山瘧瘴氣，士卒多有感染者，于是，他“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后漢書.馬援傳》），據《漢書.地理志》載，當時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海上交通已經開通。從合浦郡的徐聞縣、（今廣東徐聞縣西）向西南航行即達元國（在馬來半島），又西行可到邑盧沒國（今緬甸境內），湛國（今緬甸境內），甘都盧國（今緬甸蒲甘斌）又可到黃支國等。這些航行時開拓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經濟、文化和醫藥交流的海上之路創造了條件。
中國與西部地區及中亞、西亞和歐洲各國的醫藥文化交流，秦漢時主要靠陸路交通。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奉命領百余人出使大月氏，歷時13年，于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長安。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張騫再次奉命，以中郎將的身分率領300余人，至烏孫國，他又派出許多“副使”分別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條支（約在今阿拉伯地帶）、黎軒（約在今土耳其境內，或說是大秦羅馬帝國）等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長安。從此，西域各國的使臣也紛紛來訪。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拓寬了中原與西北、西南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馳名中外的絲綢之路。當時“中國絲織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優質鐵。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產，如來自中亞的毛皮、毛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琥珀，來自羅馬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毛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2）［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譯版，第183-184頁），隨著絲綢之路的開拓、發展、中西方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蘇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等藥用植物和一些入藥的動物、礦物也相繼傳入中國。漢武帝時，月氏國曾派使臣渡過弱水。向漢朝貢返魂香，據《漢武內傳》所載：返魂樹狀如楓、柏，花葉香聞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煉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驚精、回生、振靈、馬精、卻死。凡有疫死者，燒豆許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憲的《洞冥記》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至柜中，金泥封其上。……如今令馬肝石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譏渴也。”反映當時中外醫藥交流的史事。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從海道經越南到達中國，贈象牙、犀角、玳瑁等，史書對國外的醫藥也有散載：“栗戈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葡萄眾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后漢書.栗弋國傳》），“合會諸香煎其汁，以蘇合。”（《后漢書.大秦國傳》），“他主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后漢書.西夜國傳》），“于闐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后漢書.于闐國傳》）
以上說明中國傳統醫藥學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并不是封閉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來醫藥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國的醫藥文化傳播于其他國家和民族，使他們從中得到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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