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雜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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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雜病論》是中國最早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臨床診療專書。作者是張仲景。成書約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中醫所說的傷寒實際上是一切外感病的總稱，它包括瘟疫這種傳染病。《傷寒雜病論》系統地分析了傷寒的原因、癥狀、發展階段和處理方法，創造性地確立了對傷寒病的“六經分類”的辨證施治原則，奠定了理、法、方、藥的理論基礎。至今仍是中國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一。
在紙張尚未大量使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的年代，這本書很可能寫在竹簡上。219年，張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護，《傷寒雜病論》開始了它在人世間的旅行。在那個年代，書籍的傳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傳開來十分艱難。
時光到了晉朝，《傷寒雜病論》命運中的第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醫令在偶然的機會中見到了這本書。書已是斷簡殘章，王叔和讀著這本斷斷續續的奇書，興奮難耐。利用太醫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傷寒雜病論》的各種抄本，并最終找全了關于傷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為《傷寒論》。《傷寒論》著論22篇，記述了397條治法，載方113首，總計5萬余字，但《傷寒雜病論》中雜病部分沒了蹤跡。王叔和的功勞，用清代名醫徐大椿的話說，就是“茍無叔和，焉有此書”。
王叔和與張仲景的淵源頗深，不但為他整理了醫書，還為我們留下了最早的關于張仲景的文字記載。王叔和在《脈經》序里說：“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系。和鵲之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
之后，該書逐漸在民間流傳，并受到醫家推崇。南北朝名醫陶弘景曾說：“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可以想像，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讓人認識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醫圣的崇高地位。
張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傷寒雜病論》煥發青春的一個朝代。宋仁宗時，一個名叫王洙的翰林學士在翰林院的書庫里發現了一本“蠹簡”，被蟲蛀了的竹簡，書名《金匱玉函要略方論》。這本書一部分內容與《傷寒論》相似，另一部分，是論述雜病的。后來，名醫林億、孫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訂《傷寒論》時，將之與《金匱玉函要略方論》對照，知為仲景所著，乃更名為《金匱要略》刊行于世，《金匱要略》共計25篇，載方262首。至此，《傷寒雜病論》命運中的幾個關鍵人物全部出場了。
《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訂和發行，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訂本。除重復的藥方外，兩本書共載藥方269個，使用藥物214味，基本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這兩本書與《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并稱為“中醫四大經典”——四部經典，張仲景一人就占了兩部。（另有一種說法，中醫四大經典為《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
目錄 |
影響
《傷寒雜病論》是后世業醫者必修的經典著作，歷代醫家對之推崇備至，贊譽有加，至今仍是我國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一，仍是中醫學習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間，該書和張仲景便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在西醫是不可想像的，因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紀的解剖學著作可以作為今天的教科書，現在西醫的治療也不可能到幾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據。
在這部著作中，張仲景創造了三個世界第一：首次記載了人工呼吸、藥物灌腸和膽道蛔蟲治療方法。
《傷寒雜病論》成書近2000年的時間里，一直擁有很強的生命力，它被公認為中國醫學方書的鼻祖，并被學術界譽為講究辨證論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響的臨床經典著作。書中所列藥方，大都配伍精當，有不少已經現代科學證實，后世醫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療效。歷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學者對其理論方藥進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種專著、專論，從而形成了中醫學術史上甚為輝煌獨特的傷寒學派。據統計，截至2002年，光是為研究《傷寒雜病論》而出版的書就近2000種。
《傷寒雜病論》不僅成為我國歷代醫家必讀之書，而且還廣泛流傳到海外，如日本、朝鮮、越南、蒙古等國。特別在日本，歷史上曾有專宗張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醫界還喜歡用張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藥制藥工廠中，傷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藥制藥工廠如小太郎、內田、盛劑堂等制藥公司出品的中成藥（浸出劑）中，傷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顯是傷寒方的演化方）。可見《傷寒雜病論》在日本中醫界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整個世界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傷寒雜病論》是我國最早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臨床診療專書。它系統地分析了傷寒的原因、癥狀、發展階段和處理方法，創造性地確立了對傷寒病的“六經分類”的辨證施治原則，奠定了理、法、方、藥的理論基礎。書中還精選了三百，這些方劑的藥物配伍比較精煉，主治明確。如麻黃湯、桂枝湯、柴胡湯、白虎湯、青龍湯、麻杏石甘湯。這些著名方劑，經過千百年臨床實踐的檢驗，都證實有較高的療效，并為中醫方劑學提供了發展的依據。后來不少藥方都是從它發展變化而來。名醫華佗讀了這本書，嘖嘖贊嘆說：“此真活人書也”。喻嘉言高度贊揚張仲景的《傷寒論》，說：“為眾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中國醫籍考》）。歷代有關注釋、闡發此書的著作很多。特別是注釋、闡發《傷寒論》的著作，竟達三四百種之多。
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一）
公元2世紀以前，在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更由于當時傳染病不斷流行，據《后漢書》記載，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 37-50年)之間，曾有7次大疫，靈帝建寧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間，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進了醫學家們對疾病防治的認識，在從事醫療實踐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著作，其中最具價值的要推醫學家張仲景的著作--《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二）
總之，三陽經證多為熱癥、實癥，三陰經證多為寒癥、虛癥；六經論治在指導臨床實踐方面，使人們有了規矩可循。
通過八綱辨證和六經論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療方法。因為疾病的來由，都是人體抗病能力的正氣同致病因素的邪氣作斗爭的表現，其結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勝則邪退。所以在治療上就要運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方法。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則而制定的。
此外，張仲景還提出“舍脈從證，舍證從脈”的靈活辨證方法，在討論治療中要根據病情的標本緩急，運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對治療的禁忌，以及針灸綜合療法，都有所論述。
今天讀到的《傷寒論》和《金匿要略》
《傷寒論》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匿要略》則制定了25篇，立262方。從其記載的內容，可以知道，祖國醫學早在公元2世紀時，經過醫學家張仲景的實踐和總結，已能正確使用解熱藥、導瀉藥、利尿藥、催吐藥、鎮靜藥、興奮藥、健胃藥、截瘧藥、止痢藥等等，其中極大多數方藥，已由現代科學證實它的療效可靠。
人們還可以在《金廈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針灸、膏摩，勿今九竅閉塞……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就是說，如果人們能夠保養謹慎，勿使致病的邪風侵犯經絡，要是剛中經絡，還未流傳到臟腑，就給予治療，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調整呼吸，施用針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暢通……穿衣服要調節冷熱，飲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體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膚。這是指導人們對疾病作斗爭的認識和方法，要求人們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張仲景，在祖國醫學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是巨大的。《傷寒論》和《金醫要略》總結了我國在公元3世紀以前的醫學經驗，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嚴密選擇療效可靠的方藥，對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動醫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啟后作用。此后，歷代很多醫家對張仲景學說作了進--步的探討，他們從不同角度進行鉆研，有所發揮、有所前進，從而形成了祖國醫學中的傷寒學派。
據有關記載，除《傷寒雜病論》外，張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張仲景方》十五卷；《張仲景口齒論》；《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種書目，可能是《傷寒雜病論》分解出來的部分內容的單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張仲景生平的歷史考證
張仲景，名機，南陽(相當現在河南省西南部一帶)人，漢靈帝時(公元168一189年)，考中了舉人，做過長沙太守。至于張仲景曾否做過長沙太守的事，是有爭論的，有的學者肯定，有的學者否定，現在還沒有確實的證據可查。但是確有不少文字記載，說是張仲景在“漢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
東漢末年天下亂離、兵戈擾攘，張仲景看到腐朽的政治局面，加上疫病流行，自己宗族中的人多死亡于疫病，因此他拋棄仕途，開始發憤鉆研醫學，拜同鄉張伯祖為老師，當時的人都說，張仲景的學識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他的老師，因此寫成《傷寒雜病論》這部杰出著作，決不是偶然的事。
張仲景的著作，不僅是《傷寒雜病論》一部書，還有《療婦人方》、《五臟論》、《口齒論》等，可惜只有《傷寒雜病論》流傳下來，內容包括“傷寒”和“雜病” 兩大部分。由于當時局勢混亂，《傷寒雜病論》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紀時，經過晉代醫學家王叔和的整理，把傷寒和雜病劃分開來加以編排。到了北宋時代又經過醫官孫奇、林億等人的校正，成為今天我們可以讀到的《傷寒論》和《金匿要略》兩部書。
《傷寒雜病論》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
在我國醫學上，醫生問病情的時候，首先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癥狀，比如頭疼、發熱、伯冷、咳嗽等等以及病人的表情，還要按一下病人的脈搏，這一系列的癥狀稱做為癥候群，綜合在一起的癥候群，中醫就稱它為“證”。通過對“證”的仔細辨別，就可以討論治療，然后處方用藥。這樣的全過程，叫做“辨證論治”。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自己寫的序言里說道：“……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說明他是在繼承了古代已有成就的理論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更有新的發展，才寫成《傷寒雜病論》的。
東漢末年期間，社會上巫術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場，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脅著病人的生命健康，張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寫著“……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末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來眾方……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傈，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借其命，若是輕生”。張仲景如此大聲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確的觀點寫成《傷寒雜病論》，決不是偶然的事情。
張仲景著作的精神和他所掌握的辨證論治的基本原則，可以歸結為“八綱辨證”和“六經論治”。
八綱辨證是書中貫徹辨證論治的具體原則。所謂八綱--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是通過運用四診--望、聞、問、切來分析和檢查疾病的部位和性質而歸納出來的。在辨證時還聯系病人體質以及致病因素的強弱。
六經論治是從《黃帝內經.素問》中的六經理論引出，而通過張仲景的運用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所謂六經，就是三陽經(太陽經、陽明經、少陽經)和三陰經(太陰經、少陰經、厥陰經)。
張仲景把疾病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癥狀，根據病人體質的強弱，引起病理生理的變化現象，以及病勢進退緩急等變化，加以綜合、分析，用三陽經、三陰經的名詞，歸納成為六個證候類型。
《傷寒雜病論》序 （桂林左德序）
該書編成后不久，晉王叔和析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
二書，經北宋“校正醫書局”校刊，歷代刻印數10次而流傳至今，對中醫學治療急慢性傳染病、流行病以及內科雜病等理論和技術的發展，曾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歷代醫學家圍繞著張仲景于該書內所闡發的理論問題和醫療技術問題展開熱烈的爭論，特別是圍繞著防治急性溫熱病的病因、辨癥和治療思想、選方用藥等，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從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例如：經方派與時方派之爭，傷寒派與溫病學派之爭，促成了時方與溫病學說得到獨立與發展壯大。隨著時間流逝，經方派之繼承發揚雖然有些衰退，但直至現代卻并未退出歷史舞臺，相反在近些年來隨著中成藥生產的擴大，在國內外大有復蘇和再發展的明顯趨勢。
參考
張機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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